華人教會講壇的寶藏
若要展開傑出華人講員的研究，第一個想起的本地講員必然是趙世光牧師（1908–1973）。這並非偶然，全因他講道的能力與影響力實在非凡，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華人教會講壇上留下深刻的印記；不僅如此，他還走遍世界各地佈道，效法保羅的腳蹤。他既是開荒建堂、植根本土的牧者，也是具全球視野的「中國的葛培理」。趙牧師能被上帝大大使用，與他有力的講道有密切關係。
不過，對今日多數中年或更年輕的教牧同工與信徒而言，若談到傑出的佈道家、講道家，大多首先想到的還是來自北美的葛培理（Billy Graham, 1918–2018）或英國的「講道王子」司布真（Charles H. Spurgeon, 1834–1892）。[1]或許也會想起多次來港領會、來自印尼的唐崇榮牧師（1940–）。至於香港本土的傑出講員代表，卻往往形象模糊。
這現象頗值得反思。或許這與華人文化中那份低調、謙遜的性格有關——我們總看到別人的好，卻不太習慣欣賞自己。又或是因過去神學教育長期向西方取經，一心想與歐美神學界接軌，以致很少深入發掘本地教會的講壇經驗。講道學原是最應該貼近本土文化與處境的學科之一，但我們現時所使用的講道理論或案例，仍主要沿用北美模式；既未以本土經驗為出發點，自然也難萌生對本土講壇的學術與實踐關注。
從數字看趙世光講壇的震撼力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近代中國教會史上一個復興運動最為頻繁與廣泛的時期之一。上海作為全國基督教中心之一，先後出現多場大規模的奮興聚會，帶來廣泛的悔改與委身。1925年，在「上海大復興」的一次奮興會中，趙世光牧師獻身事主。[2]之後，便恆常參加由上海宣道會守真堂（Beulah Church）所設的「聖經培訓學校夜校」，[3]每周上課四晚，前後共有三年之久。[4]而且凡有奮興培靈會，趙牧師無不參加，他當時只是十七歲的高中生。翌年，1926年夏天高中畢業後，他便留在母校任教英文，課餘在師範學校進修。趙牧師又曾在真茹華夏大學修讀神學課程，最後因環境問題而輟學回上海。繼續執教一後年於1928年7月便應邀到守真堂服侍當傳道人，還了他在奮興會獻奉一生為主所用的願。[5]九年後的1937年，守真堂已由十多人發展成為一所四、五百人聽道的教會了。[6]
趙世光牧師於1942年，帶著普世宣教的使命在上海創立靈糧堂，並擴展至南京、杭州、蘇州等地設立分堂。1945年，中日戰爭結束前夕，趙牧師成立「中國基督教靈糧世界佈道會」(靈糧堂的全名)，宗旨為建立一個全由華人自治、 自養、自傳的宣教機構，教會就是差會。[7]大家要留意，1940年代的中國教會多為西差會所設立，海外宣教更被認為只是西差會的事。可是趙牧師在1947年便已差派宣教士分別到印度加爾各答及印尼雅加達，向華僑和當地人傳福音並建立教會。故此，趙世光是首位華人牧者以堂會為基礎，創立全球性差會的先驅。[8]
娛樂戲院事工：香港靈糧堂興起的關鍵起點
1949年，中國內地局勢風雲變色，趙牧師帶着普世宣教的使命南下香港，1949年11月開展靈糧堂在港的事工。短短兩年內，1951年九龍靈糧堂的座堂已落成啟用；再過數年，香港靈糧堂的座堂亦於1959年建成。這樣的發展速度，在當時華人教會仍普遍受西差會主導的年代，極為罕見。靈糧堂以本地華人為主導，自立自養，在十年間建立穩固根基，不禁令人思考：他們增長的關鍵是甚麼？
靈糧堂在港拓展的根基，與他們自1950年元旦展開的「娛樂戲院事工」關係密切。這項事工持續超過十年，直至六十年代初才告結束。當時，教會每主日上午九時半至十一時，租用位於中環的娛樂戲院舉行主日崇拜，戲院可容納1,080人，卻來了超過1,200人，不但座無虛席，場場爆滿，連通道都站滿了人。[9]這種以戲院作禮拜場所的創新和大膽模式，既符合城市人的生活節奏，也打破了傳統宗教建築的限制，使福音更貼近群眾。早在內地已流傳一句話：「看戲要看梅蘭芳，聽道要聽趙世光。」這句話在香港仍然流行，反映了趙牧師講道的吸引力與影響力。根據統計，短短兩年間已有超過1,400人受洗，果效明顯。
趙牧師在1969年12月九龍靈堂成立二十周年紀念時表示：「如果我沒有記錯，直到現在為止，大約有六、七千位的弟兄姊妹，聽道受感施行浸禮歸於主的名下，其中大多數是在娛樂戲院聽道的結果。以我個人來看，這是本堂在香港的黃金時代。」[10] 若以十年為單位估算，平均每年約有六百人因在娛樂戲院聽道而決志受浸。對一間創堂不久的教會而言，這是極為驚人的增長，是華人講道史上一個值得記念的事件。
更特別的是，當娛樂戲院佈道事工如火如荼地進行時，靈糧堂早已在九龍和香港分別建立了自置堂所。即便如此，趙牧師仍堅持維持戲院佈道，盼能抓緊更多機會，向未得之民傳揚福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九龍靈糧堂正式落成的晚上，他便立刻展開連續100場佈道聚會。可見，趙牧師的講壇事奉，是靈糧堂「黃金時代」屬靈興旺與宣教動力的核心所在。
首度赴韓領會的豐盛果效
尤須指出的是，趙世光牧師雖然是開荒建堂的牧者，但他內裏流著使徒保羅的血脈，心志不止於本地教會的建立，而是將目光放在普世宣教的使命上，立志把福音傳到地極，並且身體力行。正是他推展教會事工與宣講的終極關懷。筆者認為，這正是他講道充滿力量的原因所在——他講的道不單為了更新信徒的生命，更是為主爭取失喪靈魂。
趙牧師在開拓本地事工之餘，他多次前往海外主領佈道聚會，並積極在各處建立分堂。自1949年至1969年間，他的足跡遍及世界各地多個國家，包括東南亞、歐美及以色列等地。以下僅以他赴南韓的佈道行程為例，略述其佈道果效。
趙牧師於1965年首次前往南韓領會，期間主領超過200場聚會，出席人次累計逾500,000。最初聚會地點設於釜山一所只能容納1,000人的禮堂，但首晚出席人數即超過2,500，只得臨時移師運動場，隨即吸引六、七千人參與，最後一晚更接近10,000人。有報導形容：「此次佈道會盛況誠屬空前，總計先後赴會聽眾足有四萬人，遠超過葛培理博士在韓戰期間，主領釜山佈道會的記錄。」[11] 更可貴的是，在聚會以外的空檔時間，趙牧師還到多所學校舉辦學生佈道會，聽眾超過10,000人，當中決志信主者多達9,000餘名。[12]
當年有一位韓國牧師總結說：「我們這一次的講員雖然僅僅一個半月的工作，但他等於作了一年的工作，這的確是真的，趙博士在韓國每天講道都是四次至五次，除了早上信徒造就聚會晚上佈道大會之外。其餘的時間都被分配在各處講道，有時候上午向兩間學校，下午又去一間學校，他每天講道四次至五次，一連四十五天聲音都沒有啞。在人看來一定以為他的身體特別好，其實是神的大能在托住了他，趙博士每一次在講道，一再提醒他聽眾：『基督徒應該知道，為主捨命不是常有的機會，基督為我們捨命，我們也要為基督捨命』。」[13]
小 結
趙世光牧師無疑是香港華人教會講壇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從現存的資料與具體事實觀之，這樣的評價實在無需爭辯。他的講道不單成為靈糧堂增長的關鍵推力，也帶領無數本地及世界各地的人歸主並建立信徒，其果效之大，實不亞於葛培理的佈道事工。這些歷史印記，足以說明趙牧師的講壇事奉具有深遠的影響力與相當的研究價值，可謂華人教會講壇的寶藏。
下篇將續談其講道集《聖經寶藏》，並從量的描述轉向質的探討。
講道人反思：
1. 講壇是教會增長的核心動力：傳道人絕不能讓行政雜務、活動籌備或人際紛爭奪去注意力。講壇是屬靈戰場，不是例行任務。
2. 普世宣教是講道的深層動力：趙牧師的講壇燃燒著宣教的火。他每一次講道，都懷著拯救靈魂的迫切心志。講道人若失去這份宣教動機，講道便容易變成理論講解或宗教演說。
[1] 無獨有偶，葛培理和司布真同為浸信會的牧者。
[2] 學思，《名佈道家趙世光》(香港：衛道出版社，1966)，11–22。此書最新版由作者之子章立加以增訂，在保留原著架構與內容的基礎上，另從其父的講道集《聖經寶藏》中精選八十篇講章，為每篇撰寫簡明扼要的信息提要，並附上個人反思，幫助讀者更深入領受講道信息。參學思、章立，《名佈道家趙世光：一生點燃宣教的火炬》(台北：章立，2024)，31。
[3] 倪步曉指出，守真堂所設立的「聖經培訓學校」，並不是為平信徒而設的初信栽培和聖經班之類，而是更像一所跨宗派的神學院，「專門訓練基督徒，成為教會的義務或專職教牧人員。這個學校運作形式較靈活，有短期密集、日間與夜間的課程，一般為期三個月；也有開設一個課程是為期一年。學校的課程以聖經教材為主，也設有神學教義、講道學、佈道事工及主日學教學課程等。授課師資人員，由守真堂的傳教士和中國教牧人員主持，採取中英語授。」參倪步曉：〈宗教傅教的多元與本地化：上海宣道會守真堂的傳教模式之探析〉，《浸神學刊》22期 (2023)，頁21–22。
[4] 麥希本，《趙提摩太》(香港：靈糧出版社，1965)，16。趙世光牧師先後於 1955 年獲田納西州教會大學（Tennessee Temple College）頒授榮譽神學博士，並於 1956 年獲美國泰勒大學（Taylor University）頒授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6] 《馬鞍山靈糧堂給會友的話……》，31/7/2014修訂，16。
[7] 學思，《名佈道家趙世光》，72–82, 95–98。
[8] 蘇文峰、劉智欽，〈從國內宣教到普世宣教〉，收陳惠文編，《普世宣教運動面面觀》(北美：大使命中心，2006)，353-354。
[9] 學思，《名佈道家趙世光》，130–132。
[10] 趙世光，〈九龍靈糧堂廿周年感恩紀念〉《晨星》381期(1969年12月21日)，1。引自《馬鞍山靈糧堂給會友的話……》，19。
[11] 見趙世光，《聖靈水流在東方：韓國佈道記》(香港：靈糧刊社，1965)，6。引自《馬鞍山靈糧堂給會友的話……》，22。
[12] 《馬鞍山靈糧堂給會友的話……》，19。
[13] 學思，《名佈道家趙世光》，329–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