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文，筆者借助甘迺迪（George A. Kennedy）的「主要修辭」與「次要修辭」框架，說明了華人文化缺乏西方意義下以公開說服為目的的修辭傳統，因而未能孕育出像西塞羅的傑出演說家。然而，這個結論需要進一步的反思：這是否意味著華人根本沒有以說服為目的的修辭學？本文嘗試指出，問題的答案並非如此。華人擁有一套確實存在、且自成一格的修辭學傳統，只是它走的是一條與西方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

為甚麼華人只有傑出的作家、詩人、書法家和畫家，卻缺乏傑出的演說家？這問題與講道學有何關聯？美國古典修辭學權威喬治‧甘迺迪（George A. Kennedy, 1928–2022）的理論可以給我們一點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