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為何缺乏演說家？（二）——華人獨特的修辭學
在上文，筆者借助甘迺迪（George A. Kennedy）的「主要修辭」與「次要修辭」框架，說明了華人文化缺乏西方意義下以公開說服為目的的修辭傳統，因而未能孕育出像西塞羅的傑出演說家。然而，這個結論需要進一步的反思：這是否意味著華人根本沒有以說服為目的的修辭學？本文嘗試指出，問題的答案並非如此。華人擁有一套確實存在、且自成一格的修辭學傳統，只是它走的是一條與西方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
古典修辭學
華人為何缺乏演說家？(一)
為甚麼華人只有傑出的作家、詩人、書法家和畫家，卻缺乏傑出的演說家？這問題與講道學有何關聯？美國古典修辭學權威喬治‧甘迺迪（George A. Kennedy, 1928–2022）的理論可以給我們一點線索。
講道學的一代宗師：奧古斯丁 (二)
奧古斯丁的《懺悔錄》(Confessions)不僅見證了他的靈性旅程，更表達了他對自己早年教授「修辭學」(rhetoric)的懺悔，呈現了一場關於語言與倫理的深刻反思。教會的講道和教導應否倚賴修辭技巧？還是追求「零修辭」的純粹？
講道學的一代宗師：奧古斯丁 (一)
在華人語境中，「宗師」一詞代表著備受尊敬、值得效法的師者，而「一代宗師」則進一步凸顯其對一個時代乃至跨越時代的深遠影響和文化精神的象徵性。以此標準衡量，奧古斯丁（354-430年），無疑是講道學領域中的一代宗師。他不僅是教會歷史上首部講道學教科書《論基督教教義》（De Doctrina Christiana）的作者，更是一位經常講道的主教。據估計，他一生講道約六千次，現存的講章約有近九百多篇。奧古斯丁的講道都被譽為深具靈魂觸動力的典範。無論是他的著作還是講道實踐，都深刻影響了講道學的發展，甚至在當代講道學中，依然可以見到他思想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