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修辭學的經典

當奧古斯丁（354-430年）於395年被任命為北非希波主教後，便需率領教會迎擊異端思想的侵襲。作為曾任首席修辭學教授的他，對西塞羅學派（Ciceronian）的修辭理論有著深刻的理解與體認。成為主教後，奧古斯丁著手撰寫《論基督教教義》，將世俗修辭學加以轉化，形成一套「基督教修辭學」（Christian Rhetoric），以此回應教會所面臨的挑戰，並為日後講道學的理論構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表面看來，將《論基督教教義》分為兩個獨立部分來閱讀似乎是合理的：〈卷一〉至〈卷三〉可視為解經手冊，而〈卷四〉則屬講道與教導的指南。兩部分的完成時間相隔三十年，這種結構上的斷層更強化了二者屬性不同的印象。然而，古典哲學與修辭學學者杰拉德‧普雷斯（Gerald A. Press）指出，《論基督教教義》實為一部論述如何處理經文的整全著作，其寫作脈絡深受古典修辭學傳統的影響，因此應被視作一部完整而統一的修辭學作品，而非兩個彼此獨立的部分。

普雷斯指出，奧古斯丁在《論基督教教義》中基本涵蓋了傳統修辭學的主要元素，如口才與智慧、演說者三項基本功能（教導、取悅與說服），以及三種傳統演講風格（平實、中庸與宏偉）等議題。普氏並以古典修辭學的五大要素（Five Canons of Rhetoric）為分析框架，認為〈卷一〉至〈卷三〉主要探討「發現」（invention）問題，而〈卷四〉則聚焦於「風格」（style）。至於佈局（arrangement）、「記憶」（memory）與「呈演」（delivery），則僅略有提及。[1]在修辭學傳統中，「發現」指的是演說家尋求論題與說服材料的過程，即構思論證與蒐集證據的階段。

普雷斯認為，奧古斯丁之所以特別強調「發現」（invention）這一要素，正是他將羅馬修辭學轉化為基督教修辭學的關鍵切入點。此一取向回應了亞里士多德與西塞羅的觀點，即「發現」乃演說中最為核心的要件，並有別於第二智辯派（Second Sophistic）偏重辭藻華麗與技巧表現的取向。透過這樣的強調，奧古斯丁實際上重申並延續了亞里士多德哲學修辭學的立場，也承襲了西塞羅所倡導的傳統。[2]

甘迺迪（George A. Kennedy）亦指出，奧古斯丁深受西塞羅思想的影響，尤其欣賞其所提倡的「愛慕並追求智慧」（love and search for wisdom）的理念。對奧古斯丁而言，聖經的真理正是西塞羅所稱的「哲學」或「智慧」的真正實現與根源。西塞羅主張修辭學與哲學應結為一體，認為理想的演說者必須同時是哲學家或學者。這種西塞羅式的思想也深刻影響了《論基督教教義》的結構與思路，說明了為何奧古斯丁在書中將四分之三的篇幅用於討論解經的問題。對他而言，講道者首先必須成為哲學家——即對真理（聖經的真理）有深入並正確的理解。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卷一〉至〈卷三〉中奧古斯丁對「發現」的討論，其內容與方法與西塞羅的論述截然不同。西塞羅在《論演說家》第二卷中指出，修辭學主要處理兩類問題：一為抽象議題（如議政辯論），另一為具體事件（如法庭訴訟）。 因此，他所提出的「發現」方法乃針對世俗語境中的論證與案例分析，與解讀聖經經文的性質與目的相去甚遠。

奧古斯丁則在前三卷中重新界定「基督教修辭學」的「發現」內涵，把它確立為整個體系的核心，並弱化修辭學其他四項要素的重要性。在他看來，認識聖經真理遠比演說技巧更為關鍵。熟讀聖經不僅能塑造講者的思想與靈性，更能補足表達上的不足。奧古斯丁在〈卷四〉中指出：「對準備按智慧說話的人而言，即使他不那麼能言善辯，熟記聖經的句子仍是最重要的。因他越認識到自己表達的貧乏，就越應當從聖經的寶庫中汲取詞彙，使所言之意能以經文為證。」(4.5.8) [3]

因此，《論基督教教義》應視為一套完整的「基督教修辭學」體系，而非僅僅是一部獨立的聖經詮釋手冊，或單純的講道與教導指南。其全書結構明顯依循古典修辭學的基本框架而編寫，涵蓋傳統修辭學的主要議題，並以教導與講道為最終目的。

《論基督教教義》導讀

本節將分別概述《論基督教教義》四卷書的主要內容，並重點探討〈卷四〉的核心思想，以探討奧古斯丁對修辭學的態度與挪用。

〈卷一〉

奧古斯丁在〈卷一〉中首先提出「事物」（things）與「符號」（signs）的觀念，並以此為基礎區分萬物的兩個層面，進而將此概念應用於〈卷二〉與〈卷三〉的釋經原則之中。對奧古斯丁而言，「事物」指事物本身，並不代表其他事物；「符號」則是純粹用來指涉其他事物的事物。不過，事物本身也可以成為符號。

奧古斯丁進一步將「事物」分為兩類：（一）可享受的，使人得福的事物；（二）供人利用以追求蒙福生活的工具。人應善用世上這些有限的事物，以此幫助自己歸向那唯一值得享受的「事物」——永恆的三一上帝。因此，人要避免沉溺於對世俗事物（包括自我）的愛慕。唯有盡心、盡意、盡力去愛上帝，並以同樣的愛愛鄰如己，才能不為其他愛所佔據。奧古斯丁藉此闡明「愛神與愛人」乃正確詮釋聖經的核心原則，亦即是進入聖經真義的鑰匙。

〈卷二〉

奧古斯丁在〈卷二〉開首指出，雖然文字能保存言說，使教導得以流傳，但由於人心的驕傲，上帝使人與人之間的語言變得不相通，致使聖經的意義也顯得隱晦難明。因此，人必須以敬虔謙卑的態度來研讀經文。奧古斯丁又明確列出了聖經正典的範圍，包括舊約四十四卷[4]與新約二十七卷，並強調信徒應熟習經文，先掌握那些明顯且與信、望、愛有關的教導，再處理解釋困難之處。此外，所學之義必須記住與內化，否則學習將毫無益處。

他認為經文難以理解，主要因為有「不認識的符號」（unknown signs）和「含糊的符號」（ambiguous signs）存在。針對「不認識的字面意義符號」（unknown literal signs），奧古斯丁主張應加強語言學習，包括希伯來語和希臘語，並且可以求助於懂得該語言的人，或比較不同版本的聖經譯本來釐清。

針對「不認識的象徵意義符號」（unknown figurative signs），則需增進對相關事物的知識，例如聖經中人名、地名的含義，動植物的自然特性，數字象徵意義，以及當時的音樂和文學知識等，藉由對這些背景的了解，才能正確理解經文中的象徵與隱喻。

奧古斯丁藉由這些補救方法，試圖彌補因語言和文化背景差異所造成的理解障礙，強調釋經不僅是文字的解讀，更需要結合語言學、歷史文化與象徵學的知識。簡言之，他的解經方法是一種結合語言學與背景知識的綜合性的詮釋策略，旨在克服經文表面字義和深層象徵之間的雙重障礙，使信徒能以更全面的視角理解聖經真理。

奧古斯丁認為，即使某些知識源自於異教信仰，只要這些知識是美善的且含有真理，就應當被追求與善用。他強調，基督徒應能分辨異教風俗中「與魔鬼有關的」以及「純粹人為的」成分，並且排除前者後，其他可助於理解聖經的知識都是可接受的。這種態度反映了奧古斯丁對真理與美善普世性的認識，認為一切美善與真理皆出自上帝（修辭技藝）。

〈卷三〉

奧古斯丁針對「含糊符號」（ambiguous signs）提出一系列補救方案。對於「含糊的符號」（ambiguous proper signs），他建議通過理清標點符號、堅守信仰原則、考察上下文脈絡、分析發音與音節、探求作者原意、比較不同譯本並追溯早期文獻來澄清經文本義。

針對「含糊的象徵符號」（ambiguous figurative signs），奧古斯丁強調不可將象徵意義的符號誤解為字面意義，引用聖經教導「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警告字面解釋可能導致誤入歧途，猶太人未見象徵意義即是明證。

奧古斯丁認為，當符號的字面意義與愛上帝愛鄰舍的道德原則相抵觸時，便應以象徵意義來解釋。象徵符號往往具有雙重含義，例如酵、獅子、蛇、麵包、杯和水，都可能同時代表正面與負面的象徵。他同時主張借助清晰段落與理性分析來闡釋晦澀經文，體現其綜合且系統的詮釋策略。

總體而言，奧古斯丁以細緻的文本分析與嚴謹的信仰原則為基礎，結合文獻學、語言學與象徵學，打造了一套具辨識力的經文詮釋方法

〈卷四〉

奧古斯丁在〈卷四〉開首即明言，他不打算在此詳細教授修辭學技巧，這並非因他認為這些規則無用，而是基於他假設讀者已經熟悉這些內容，且可在教會以外的「世俗學校」獲得基本修辭訓練。（4.1.2）因此，他選擇不從基本概念著手，而是專注於如何將修辭技藝轉化、應用於教會的宣講與教導中，強調修辭學應服務於信仰表達與聖言傳遞的使命。這反映出奧古斯丁將古典修辭學與基督教信仰結合，形成獨特的「基督教修辭學」，以提升教會講道的效果與真理的傳達。

奧古斯丁視修辭學為教會講道人重要的裝備，但他強調，認識聖經真理遠比演說技巧更為重要。他指出，熟讀聖經能彌補演說技巧的不足，（4.5.8）且清晰表達的能力比純粹的技巧更為關鍵。（4.11）奧古斯丁認為，異教的演說家所掌握的演說技巧，原本屬於上帝及教會所有，因此傳道人可以透過閱讀和模仿聖經的作者，如先知阿摩司和使徒保羅，來學習正確的演說技藝。（4.6-4.7）

奧古斯丁非常重視演說技藝在教會中的實際應用，他在第二章第三節強調：

修辭法既可用來鞏固真理，也可用於加強謬誤，誰敢說真理及其捍衛者就該赤手空拳面對謬誤？比如說，那些試圖說服人接受錯謬的人就該知道如何介紹他們的主題，使聽者處於一種友好、願聽、願學的心理狀態中，而捍衛真理的人 就該對這種技巧一竅不通？前者就該把他們的謬誤說得簡明、清晰、合情合理，而後者講述時卻冗長乏味、難以明白並且還不那麼可信？前者就該融化聽 眾，激發他們，並使他們心情愉快，而後者在捍衛真理時卻顯得死氣沉沉，平淡無味，並且使人昏昏欲睡？誰會蠢到把這種說法視為智慧？（4.2.3）　

奧古斯丁面對教會實際的迫切需要，提升教會的裝備和訓練是負責任的回應，他說：「那善良的人為何就不能學會把它用於真理的一邊呢」。（4.2.3）

奧古斯丁採用西塞羅所主張的演說三大功能，依其重要性是說服、取悅和教導。但奧氏卻把教導的重要性置於說服和取悅之上，而不是不假思索地採納西塞羅的理論。奧氏引用西塞羅的話，說：「所以，一位口才了得的演說家說得很有道理：『一個懂修辭的人說話應能夠教導、取悅和說服』。」（4.12.27）

所以如何「發現」聖經中的真理便成為基督教辭學的首要任務，其次便是教導所發現的真理/智慧/哲學。換言之，奧氏承繼了西塞羅的理想，追求演說家與哲學家之結合。也因為教導成為講道的首要和惟一的任務，講道者應追求表達清晰，避免含糊。奧氏甚至主張為了追求講道的清晰性，講員要避免選擇一些難解經文段落在講台上宣講。（4.8.22, 4.9.23）

有別於一般演說家，對奧氏來說，基督教修辭學最大的說服力來自講員的生命見證，而非僅靠傳統技藝。他說：「演講者自身的生活表現，比雄偉的演說風格，更有力量促使人去聽從。」（4.27.59）

小結

奧古斯丁作為講道學的一代宗師，為講道學的發展奠定了方向。他將古典修辭學轉化為基督教修辭學，主張「宗教為體，修辭為用」。[5]對他而言，修辭不再只是說服的工具，而是服務於真理、傳遞信仰的僕人。

[1] Gerald A. Press, "The Subject and Structure of Augustine's De Doctrina Christiana," Augustinian Studies 11, (1980): 118–119.

[2] Press, "Subject and Structure," 118–119.

[3] 奧古斯丁著，石敏敏譯，《論基督教教義（卷四）》，第五章第8段，收錄於《論靈魂及其起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4] 奧古斯丁所稱的「四十四卷舊約」數目，來自於早期教會普遍使用且承認的亞歷山大里亞正典，這包括了希伯來文正典的三十九卷，加上新教未列入的七卷次經書卷（Deuterocanonical books），並且部分書卷的合卷與分卷方式也有差異。因此，奧古斯丁所指的四十四卷，實際上包含了新教所不承認的次經，較接近天主教與東正教現行承認的舊約正典卷數（四十六卷，因為計數和分卷不同）。參Perplexity AI, accessed November 14, 2025, https://perplexity.ai。

[5] 劉亞猛，《西方修辭學史》（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8），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