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古斯丁的《懺悔錄》(Confessions)不僅見證了他的靈性旅程，更表達了他對自己早年教授「修辭學」(rhetoric)的懺悔，呈現了一場關於語言與倫理的深刻反思。教會的講道和教導應否倚賴修辭技巧？還是追求「零修辭」的純粹？正如使徒保羅所言：「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 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林前2:4-5）

拉丁語教父與古典教育

許多初期教會的傑出領袖均受過古典教育(classical education)的薰陶。古典教育起源於古希臘羅馬時代，其核心內容包括文法(語言與文字）、修辭(演說技巧)和邏輯(辯證思考)三大學科。因此，奧古斯丁並非唯一接受修辭學訓練的。古典修辭學者甘迺迪(George A. Kennedy)指出，初期教會中一些重要的護教者和教父，也曾運用古典修辭學來反駁對教會的無理指控，並為教會進行辯護。

例如，八位著名的拉丁語教父中，有五位在信主前曾任修辭學教師，分別是特土良(Tertullian, 約155–240年)、居普良(Cyprian, 約200–258年)、亞挪比烏(Arnobius, 約250–330年)、拉克坦提烏斯(Lactantius, 約250–325年)和奧古斯丁。此外，另有三位教父曾就讀修辭學學校，包括安波羅修(Ambrose, 約339–397年)、希拉里(Hilary, 約310–367年)和耶柔米(Jerome, 約347–420年)。[1]

這八位教父中，部分人主張教會應與修辭學保持距離，包括拉克坦提烏斯、居普良和特土良。另一些則支持將修辭學納入教會的教導中。奧古斯丁無疑是支持者中的代表人物，他在《論基督教教義》中成功實現了「修辭學與基督教的結合」(marriage of rhetoric and Christianity)，為修辭學擺脫智辯派的污名作出了重要貢獻。自此，講道學與修辭學便結下了不解之緣。[2]

奧古斯丁接受的修辭學教育深受「第二智辯派」（Second Sophistic）的影響。該時期修辭學強調語言的華麗與戲劇性，注重表演技巧和言辭的矯飾，而較少關注真理與道德。這種風格導致修辭學被視為表面浮華、有誤導性且缺乏倫理基礎的詭辯藝術，這正是「智辯派的污名」所指的核心問題。

奧古斯丁與修辭學

奧古斯丁自幼接受古典教育，370年在迦太基專修修辭學，特別受到西塞羅派修辭傳統(Ciceroian)的影響。這成為他學業與職業生涯的核心。他曾先後在迦太基和羅馬教授修辭學，並以此為榮。[3]在《懺悔錄》第三卷中，他回憶道：「當時我所追求的學問，普遍被視為值得尊敬，目標是在法院訴訟中表現卓越。我越是詭辯多端，就越受讚賞……後來我成了修辭學院的大師，非常驕傲得到此頭銜，充滿因傲慢而來的自我膨脹。」[4]語言的力量讓他在社會中贏得地位，也使他沉醉於詞藻的華麗與辯論的勝利。

384年，30歲的奧古斯丁事業達到高峰，被任命為米蘭(Milan)的官方修辭學教授，這是羅馬帝國極具聲望的職位之一。[5]米蘭作為西羅馬帝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提供了他更穩定的教學環境和更高的社會地位。這段經歷讓他有機會接觸帝國上層社會，也促成他與米蘭主教安波羅修建立了深厚的關係。

安波羅修，是首位生於貴族基督教家庭的拉丁語教父，完成修辭學教育後，原為律師和政府官員，曾擔任軍事司令和皇室官員等多項職務。後被推舉為米蘭教會主教。精通希臘文，能閱讀東方教父著作，後也如奧古斯丁，被封為教會四博士(Four Doctors of Western Church)之一。[6]

奧古斯丁最初被安波羅修的修辭風格所吸引，進而開始細心聆聽他的講道，最終被其講道中的信仰內容深深打動。他回憶自己如何透過安波羅修被引向上帝，禱告主說：「在當時，他（安波羅修）充滿說服力的談話，大大地幫助了你（神）的百姓……我不自覺地被你引導來到他面前，而透過他，我能完全地被引導到你面前……我專注於聆聽他的言辭，但對他所談的主題和內容，我當時並不關心，甚至帶有輕視的態度。我很欣賞他演說的魅力……。」[7]

奧古斯丁作為修辭學教授，最初自然會關注安波羅修的修辭技巧，並藉此將他引向真理。然而他反思道：「雖然我完全不注意他說甚麼，只專注他如何傳達想法，這空泛的行為一直維持，……但隨著我珍視他的說服力，發現被我忽視的內容也進入了我的心思意念，因為這兩者無法分開。當我打開心門承認他非常有技巧的說服力時，只是漸漸地，我也意識到他把真理說得非常真實。」[8]

筆者認為，奧古斯丁透過親身聆聽安波羅修的講道，堅定了他認為修辭學能夠有效運用於教會的講道和教導事工中。386年，他辭去修辭學教授的職務，次年接受洗禮，正式皈依基督教信仰。

奧古斯丁的懺悔

關於奧古斯丁辭去修辭學教職的原因，他在《懺悔錄》中寫道：「在你(神)的注視下，我決定要溫和地離開退下我在雄辯業中的修辭學教學。這樣子，那些不在乎你的律法與和平，只在乎鬥爭與謊言的年輕人，他們就再也無法從我的口中學習到那些卑劣的雄辯術了。」[9]為何這位曾以身為修辭學教授為榮的奧古斯丁，會將「雄辯術」視為卑劣？這是否意味他浸洗後主張徹底拒絕修辭學，否定一切修辭技藝的價值，甚至認為修辭本身就是邪惡的呢？

需要特別留意的是，奧古斯丁所批評的，主要是學習修辭者的不良動機——當「雄辯術」落入「卑劣的人」手中，便成了「卑劣的雄辯術」。因此，他曾向上帝禱告說：「我真的喜歡教到誠實好學者，因不懂說話的訣竅，所以我能教導他們，不是讓他們用來欺負單純的人」，而是會在法庭上為被審判者得到合理的裁決，而非用修辭來欺騙或迫害他人。[10] 因為奧古斯丁深刻理解修辭的強大說服力，故他格外關注學生的品格與目的。

小結

奧古斯丁所懺悔的，是他過去錯誤地將修辭學教授給品行卑劣的學生，結果被他們誤用以行惡；這並不代表他否定修辭學本身或將其定性為卑劣。事實上，他後來強調修辭學必須正確運用，更應積極服務於教會的教導和講道事工，並賦予修辭學倫理和信仰的意義。正是這種深刻反思，驅使他撰寫《論基督教教義》(On Christian Doctrine)，推動修辭學基督教化和倫理化，並論證聖經作者，包括使徒保羅，也具備卓越的修辭技巧。

後記

筆者將於2025年11月8日(六)上午10:00至11:00主講免費線上講座：講道學一代宗師的啟示：導讀奧古斯丁《論基督教教義》，進一步介紹此書的內容和對華人教會講壇的啟發，歡迎報名參加。特別鼓勵正考慮報讀神學課程的信徒參加。詳情參以下連結：「神學線上課堂體驗（實踐神學──講道學）」 -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1] George A. Kennedy, Classical Rhetoric and Its Christian and Secular Tradition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Chapel Hill, NC: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153–168.

[2] James J. Murphy, Rhetoric in the Middle Ages: A History of the Rhetorical Theory from Saint Augustine to the Renaissance (Tempe, AZ: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47.

[3] 奧古斯丁著，真哪噠編輯部譯，《懺悔錄》(北美：基督使者協會，2024)，5章22-23節。

[4] 奧古斯丁，《懺悔錄》，3章6節。

[5] 奧古斯丁，《懺悔錄》，5章23節。

[6] O. C. Edwards Jr., A History of Preaching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04), 166-170, Kindle.

[7] 奧古斯丁，《懺悔錄》，5章23節。括號內容由筆者加上。

[8] 奧古斯丁，《懺悔錄》，5章24節。

[9] 奧古斯丁，《懺悔錄》，9章2節。括號內容由筆者加上。

[10] 奧古斯丁，《懺悔錄》，4章2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