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華人只有傑出的作家、詩人、書法家和畫家，卻缺乏傑出的演說家？這問題與講道學有何關聯？
美國古典修辭學權威喬治‧甘迺迪（George A. Kennedy, 1928–2022）的理論可以給我們一點線索。根據他的分析，修辭學（rhetoric）可分為「主要修辭」（primary rhetoric）和「次要修辭」（secondary rhetoric）兩種。「主要修辭」是指修辭本身作為實踐與社會行動的核心活動，著重口頭或現場表達的說服力、結構與論證策略。它是修辭行為的「實踐層面」，以即時說服與影響聽眾為目的，常與政治、法庭辯論、公開演說等情境直接相關。這一層面強調說服性語言的現場運作與能力。
「次要修辭學」指修辭技術在文本、文學、藝術等非為口頭說服而存在的場景中被使用的情況。此時重點不是在於對聽眾的即時影響，而是透過文本的修辭裝飾、修辭手法、比喻、典故等來增強美感、強化風格、呈現作者的學識與修養，或為文本本身提供說服力的間接支撐。其目的不一定是說服聽眾立即採取行動，而是提升文本的說服力、可讀性與藝術性。[1]
如甘迺迪的分析正確，難怪華人缺少傑出的演說家（主要修辭），只有作家、詩人、書法家和畫家（次要修辭學）。由於華人傳統缺乏古希臘羅馬式的公共演說場景，遂未形成此種修辭傳統，也沒有遺留下西方意義下的「古典修辭學」文獻了。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學者陳平原也有類似的觀察，他在〈演說之於現代中國〉一文中指出：「關於演說技能的培養及研究之所以在古希臘羅馬佔據重要位置，那是由其政治制度決定的。在民主政治之下，城邦的所有重要事務均須通過公開辯論，由集體來決定，那麼，『說服』便不僅僅是語言能力，更是政治工具。推展開去，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樣的演說，也都構成了『一道獨具特色的風景線』。」故此，中國古代雖有說話傳統（如外交辭令、縱橫家言、清談），但無法產生類似西塞羅（Cicero, 106–43 B.C.）或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式的著名演說家，關鍵原因是缺乏對公開競辯的制度激勵。[2]
非西方修辭學之一：中國修辭學
甘迺迪除了研究西方的修辭學，也開創了非西方的修辭學研究，於1998年出版了Comparative Rhetoric: An Historical and Cross-Cultural Introduction一書的第七章〈中國古代修辭〉（Rhetoric in Ancient China）中指出，因華人沒有公共演說的傳統，故沒有作為專門學問的「主要修辭」，只有與政治和道德訓誨相關的「私下談話」（private speaking）傳統，包括向皇帝和少數官員進言、或教導個別學生說話的記錄，也包括皇帝向人民或官員發表言論的記錄。甘氏認為中國古代最重要的說服手段是「權威」（authority）和「感之以品」（ethos）。而「說之以理」（logos）主要透過例證與比喻展開。除非是為激勵軍隊士氣，否則很少「動之以情」（pathos）。[3]
因此，華人社會的修辭強調書面表達，如詩、賦、文論、經義闡釋，論述往往以權威文本（如「子曰」）為依據，對口頭辯論和公開演說較少鼓勵，缺乏西方「雄辯家」式的角色。即以次要修辭為主。再加上華人文化重視人際和諧，公開場合中的主張或辯論往往被視為喧嘩、造次或挑釁權威。華人社會傾向鼓勵「低調」而非「高調」表達。這不利於演說家的孕育，亦限制了口語傳達的公開性與表演性。
所以，根據甘迺迪的觀察和分析，中國傳統並沒有西方意義下以說服群眾為目的的修辭學（主要修辭），只有次要修辭學，乃屬合理的結論。
然而，當代中國修辭學家如劉亞猛、汪建峰等人，並不同意甘迺迪的結論。他們認為，這樣的看法乃是西方學者的偏見，忽略了中國獨特的語言藝術傳統。華人其實擁有一套不同於西方語境的「中國修辭學」（主要修辭）體系，只是由於東西方的文化情境各異，修辭觀念與表現方式因此有所不同。近年來，更有學者倡議重構中國修辭學思想。這樣的主張究竟具有合理基礎，還是僅僅是對「修辭學」概念的重新界定？由於講道學本身深受修辭學影響，此一問題對於建構華人講道學具有重要意義。待續。
反思：如何更有效訓練華人講員的策略
若依甘迺迪的分類，講道屬於「主要修辭」，其目的並非單純表達信仰思想，而是藉著語言於現場中重塑信眾的信念與行動。這說明華人講員在華人文化中扮演的角色是稀有的──他既需「說理」又必須「說服」。
然而華人文化中的語言傳統偏向「次要修辭」（文字表達、訓誨、經義詮釋），這使得講道教育往往只重理性構思，集中訓練撰寫釋經和神學精確的講章（說甚麼），而輕現場說服與語感的訓練（怎樣說）。這正顯示華人神學教育有必要從古典修辭學汲取養分，以補足講道訓練中「如何說」的實踐層面。
[1] George A. Kennedy, Classical Rhetoric and Its Christian and Secular Tradition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Kindle edition, chap. 1.
[2] 陳平原，〈演說之於現代中國〉，《中國作家網》，2022年8月26日，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2/0826/c442005-32511792.html（檢閱日期：2025年11月2日）。
[3] George A. Kennedy, Comparative Rhetoric: An Historical and Cross-Cultural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2–44, 164, 166-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