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文，筆者借助甘迺迪（George A. Kennedy）的「主要修辭」與「次要修辭」框架，說明了華人文化缺乏西方意義下以公開說服為目的的修辭傳統，因而未能孕育出像西塞羅的傑出演說家。[1]然而，這個結論需要進一步的反思：這是否意味著華人根本沒有以說服為目的的修辭學？本文嘗試指出，問題的答案並非如此。華人擁有一套確實存在、且自成一格的修辭學傳統，只是它走的是一條與西方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

西方修辭史學者的盲點

長期以來，西方學者對中國修辭學的存在多有質疑，根本原因在於他們以希羅修辭傳統作為衡量一切的唯一標準。挪威漢學家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便直言：「在前現代中國，並不存在一門可與亞里士多德、西塞羅和昆體良相比的、具有範疇和系統性的修辭學科。」[2]高辛勇（Karl S. Y. Kao）甚至主張中國話語本質上傾向避免論辯和說服；[3]勞埃德（G. E. R. Lloyd）則認為中國修辭因重視社會和諧而不鼓勵個人立場的爭取。[4]

然而，當代華人修辭學者魏蔚曉（Wei Weixiao）指出，這些結論存在嚴重的方法論缺陷：西方學者往往將中國修辭材料去脈絡化，以西方概念硬套；更甚者，許多學者根本不能閱讀中文，只能依賴殘缺不全的翻譯得出結論。關鍵的中國修辭文本，如《鬼谷子》被誤譯，《文賦》至今沒有英譯本，這些都構成了充分理解中國修辭傳統的重大障礙。[5]此外，部分西方學者的根本問題在於以還原論（reductionism）和本質主義（essentialism）的思維，他們尋找西方修辭的「普遍要素」，如「修辭五法」（five canons of rhetoric）：發明、佈局、風格、記憶和傳遞，以及亞里士多德的三種證明模式（logos, pathos, ethos），卻忽略了中國修辭有其獨特的概念系統。[6]

華人修辭學的建構歷程

事實上，中國擁有悠久豐富的修辭實踐記錄，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百家爭鳴，以及《戰國策》中眾多游說之士的記錄，都足以說明中國並非沒有說服傳統。 自漢代起，口頭修辭的重心確實逐漸讓位於書面修辭的美學發展，[7]但這不等於中國沒有修辭學，只是其發展路徑有別於西方而已。

直到1932年，陳望道出版《修辭學發凡》，才正式標誌著中國修辭學作為獨立學科的誕生。此書首次系統建構中國修辭學的理論框架，提出「消極修辭」（求準確清晰）與「積極修辭」（求生動感人）兩大範疇，使修辭學從依附於語文教學的附庸，躍升為具有獨立體系的學科。[8]此後，中國修辭學研究持續深化：1992年出版的《接受修辭學》標誌著修辭研究向完整的修辭交際系統轉變，開始同時關注「如何說」和「如何聽」，肯定受眾在修辭過程中的積極角色。[9]

尤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中國修辭學已大步走出象牙塔，積極進入各種實際應用的場景。學者們開始研究國家形象的建構、政治話語、新聞話語、法律話語等領域中的修辭運用，甚至深入日常生活的言語規律，探討在不同場合該如何說話才算恰當——例如請人幫忙時用何語氣、如何道歉才顯誠懇等。[10]與此同時，修辭研究亦呈跨學科發展，非語言學專業期刊發表的修辭研究文獻總量，已超過語言學專業期刊，反映修辭學的關懷已遠超語言學科的界限，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 這說明中國修辭學不但具備完整的學術體系，更擁有廣闊的應用視野。[11]

華人修辭學的獨特核心：以「心服」取代「說服」

更深刻的差異，在於中西兩種修辭傳統對「說服」（persuasion）本身的理解截然不同。當代華人修辭學者劉亞猛，在2015年7月國際修辭史研究會第二十屆雙年會作主旨發言中，提出一個精闢的問題：「說服」真的是persuasion的漢語對等詞嗎？[12]

劉氏從詞法結構入手，揭示出「說服」這個複合詞的「服」才是首要詞——焦點不在於說話者的說服策略，而在於受眾是否真正「服」了。西方修辭學以說話者的技巧與策略為中心，而中國修辭傳統追求的是受眾由衷的「心服」，而非僅僅是口頭表示同意的「口服」。墨子、孟子和莊子均從不同角度確立了這個修辭理想：孟子說「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莊子批評辯者「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指出這是辯術的根本局限。[13]

正因如此，中國修辭傳統所走的路，是透過說話者本身的內省修養與真誠品格來達到說服效果，而非外在的修辭技巧。《易·乾·文言》的「修辭立其誠」一語，正道出了這個傳統的核心精神：言辭的說服力，根植於說話者的品格誠信，兩者不可割裂。這與西方修辭學重視技巧與論證策略的取向，形成鮮明對比。[14]

小結

總結而言，「華人沒有修辭學」這個說法，實際上是以西方的尺度衡量東方，是一種學術上的誤判。中國修辭學的發展軌跡確實有別於西方：它走的是書面多於口頭、以德為本多於以術為本、以「心服」為目標多於以「口服」為滿足的路。這不是修辭學的缺席，而是另一種修辭學的存在方式。隨著中國修辭學的發展，相信在未來的日子，將有更多傑出的華人演說家出現。

華人講道學者的反思

對關心華人教會講壇的學者而言，中國修辭學的建構意義深遠。正如奧古斯丁昔日將孕育於希羅文化的古典修辭學引入基督教講道學，建立了西方講道學的基本範式；[15]今日，我們也當效法這思維，吸收並轉化中國修辭學的核心洞見——尤其是「修辭立其誠」與「以德服人」的理念——來建構屬於華人教會的講道學。

既然中國修辭學已發展出涵蓋政治話語、法律話語乃至日常言語的應用研究，說不定將來也會有學者以同樣的視野，把目光轉向華人教會的講道場景，開拓以講道修辭研究領域——這正是建構華人講道學的其中一個令人期待的方向。

[1] 雷健生，〈華人為何缺乏演說家？(一)〉，《華人講道學堂》，(2026年3月6日檢閱)，https://www.chinesepreaching.org/hua-ren-wei-he-que-fa-yan-shuo-jia-yi/。

[2] Christopher Harbsmeier, "Chinese Rhetoric," T'oung Pao 85, fasc. 1/3 (1999): 115. 引自Weixiao Wei, The History of Chinese Rhetoric (Abingdon, UK: Routledge, 2023), 16–17.

[3] Karl S. Y. Kao, "Rhetoric," in 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vol. 1, ed. William H. Nienhaus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121–137. 引自Wei, History of Chinese Rhetoric, 8.

[4] 引自Wei, History of Chinese Rhetoric, 8.

[5] Wei, History of Chinese Rhetoric, 25.

[6] Robert T. Olive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in Ancient India and China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71), 261. 引自Wei, History of Chinese Rhetoric, 25.

[7] Wei, History of Chinese Rhetoric, 12.

[8] Yan Jiang, "Chinese Rhetoric," in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hinese Applied Linguistics, ed. Chu-Ren Huang, Zhuo Jing-Schmidt, and Barbara Meisterernst (London: Routledge, 2019), 727–732.

[9] 陳汝東，〈中國修辭學：20世紀回顧與21世紀展望〉，《平頂山師專學報》16卷，3期（2001）：52–53。

[10] 黃海玲：〈中國當代修辭學理論研究的話語轉向——科學化與實用化的提升〉，《華文教學與研究》，第93期（2024）：82–83。

[11] 譚學純，〈近十年中國修辭學術生產結構的重要變化及其跨界創新〉，《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2023）：104–105。

[12] 劉亞猛，〈「服」，Adherence（順許），Consent（洽同）： 三個中西修辭術語的相互闡映及其對比較修辭的啟示〉，《當代修辭學》第4期（2016)：15。劉氏是美國南加州大學修辭學博士，曾任卡內基梅隆大學英文系副教授，在北美高等學府有近20載治學生涯。著有《西方修辭學史》(2008)。

[13] 劉亞猛，〈「服」〉，15–17。

[14] 朱玲，〈「修辭立其誠」：中國早期修辭理論的核心——兼與古希臘修辭理論比較〉，《福建師範大學學報》第6期（2004）：21–22。

[15] 有關奧古斯丁如何把講道學與西方古典修辭學結合，可參雷健生，〈講道學的一代宗師：奧古斯丁(一)〉，《華人講道學堂》，(2026年3月6日檢閱)，https://www.chinesepreaching.org/jiang-dao-xue-de-yi-dai-zong-shi-ao-gu-si-ding-yi/。